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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从1948年秋到1949年春，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，大量地歼灭了军队，的北方战线已经瓦解。毛主席发出了“将进行到底”的指示，解放战争胜利在即。

　　我暗想：在如此紧急的形势下，上海滩必然是特务密布。为避免可能发生的祸事，必须调整一座排场大些的住宅，为同志需要掩护时使用。遂将迈尔西爱路一六三弄六号与凡尔登花园三十一号两幢房子顶出，将此款再顶进愚园路一三二○弄一号，一幢英国式的大花园洋房居住。

　　愚园路这幢房子，在工作上曾起过作用。从迈尔西爱路迁居这里后，吴克坚同志、郭春涛同志、王寄一同志和杨虎他们的碰头会亦移来这里开了。有次会后，因外面风声紧、戒严，他们不敢把材料随身带走，只好留交秦德君。她也只好就在此房四层楼顶狭小的屋里躲宿了一夜。次晨，郭春涛来把秦德君保管的材料取走了。

　　上海解放前夕，蒋介石政府军政人员纷纷离开，恐怖气氛笼罩着上海。他们大开黑名单，到处抓人、杀人。

　　当时友人告诉我，蒋介石手下大特务毛森在临去前去牢里巡查，他看到一间牢房，便问守狱人：“关在那里是些什么人？”

　　一批爱国青年就这样牺牲了。大明儿和他在大同中学的几个同学（地下党员）以及黄森的妹妹黄华（地下党员），躲在愚园路家里好几天。这时候我不敢再住家里，与朋友朱桂英长，先后在环龙路（现名南昌路）一二五弄（即圣保罗公寓）二楼二○三号和华山路一一二○弄四号两处，躲避了一个多星期。由在招商局工作的蹇人鹏同志驾驶他自己的吉普车，来回护送我和田云樵、任百尊等同志。

　　1949年4月20日，党中央发布“向全国进军”的命令，解放军胜利地进行渡江战役，于4月23日解放了南京。宣告了政权危在旦夕。5月27日上海解放，当时我欢欣鼓舞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。

　　此时，解放军（原新四军）同志们陆续到沪。我曾与原在新四军的陈同生、李亚农、杨帆、田云樵、宋时轮等同志欢聚于环龙路圣保罗公寓。

　　不几天，三桌人在“锦江”大聚餐，原新四军各方面的负责同志来了很多位，有陈同生、李亚农、杨帆、曹荻秋、张爱萍、李一氓、宋时轮、潘汉年、章蕴等同志（其他同志不一一记得了）。那天，我把锦江最好的一箱洋酒拿出来，共庆上海解放！

　　接着章蕴、石斌（曹荻秋的夫人）、曹荻秋、沙梅、张爱萍、陈同生等同志和我，在锦江二楼大厅共餐。

　　上海刚解放，陈毅、饶漱石在上海原名金神父路三井花园（原是日本人占据的），主持有关上海解放后的一切事宜的秘密会议。参加者有宋庆龄、马寅初、沈钧儒。由解放军带头招待，我奉指示派厨师胥元勋（工会积极分子）、招待事务负责人史良超（又名桂生）同志（工会）去工作了一周余。胥师傅和史良超俩都得到了表扬。有关此事的经过我已忘了，是史良超告诉我的。

　　上海刚解放，我在愚园路家里邀请党员黄森同志每周来讲一次课，讲解社会发展史、故事、马列主义、帝国主义等。听讲的人有：朱桂英长，体育、托儿工作者姓谭的夫妇俩，在银行工作的伍维武、何国琼，招商局工作的蹇人鹏，青年吴明德等。记得每次讲完，吃些点心后即散会，大家兴致勃勃。他们后来都做了国家干部。

　　上海刚解放，李亚农同志从新四军到上海后，因病我请他在愚园路家里休养过一个多月。病愈后，他担任上海科学院院长，几年后不幸病故。我和国瑛女经常谈起他！

　　当时的上海，因为刚刚解放人心不定，加之1950年上海卢家湾的二·六轰炸亚星游戏官网，市面比较萧条，致酒菜业生意一度衰落。锦江两店亦不例外。此时，我再将愚园路房子廉价顶出，贴补店内开支，维持两店以待市面复兴。

　　愚园路顶出后，搬到房租虽高但不须出顶费的法华路（现名新华路）三三六号大花园洋房居住。这是一幢法国式很阔气的洋房，有前后大花园、草地，汽车通过大铁门、花园草地，才能到达客厅的房门口。有大、中、小客厅，大客厅能容百人左右；大、小两套餐间；后房有大画室、精致雅静的书房；不同颜色的四套浴室；家具全属红木、袖木，格调新颖舒适大方。

　　这房原是汪精卫手下红人曾仲鸣刮民脂民膏自建的，因为局势变化让给陈纳德夫妇。上海解放，陈家离沪后便成空屋。我家迁住这里，当时锦江有些工作人员认为我房子越住越大，颇为不满。他们哪知我为了维持两店，特意顶出愚园路，而愿月付美金二百元租进此房暂住的苦衷。在十里洋场的上海，居住条件越好则越被人看得起。因而，社会对此反而称赞。这对我当时的处境却有益处。

　　上海在当时是世界四大城市之一，上海解放对全国解放更有其重大的意义。我根据自己所知及其他同志讲述，在此顺便简述一下上海解放的过程。

　　1949年4月20日，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，首先包围了统治的首都——南京，4月23日解放了南京。解放大军以“宜将剩勇追穷寇”之势，于5月3日又解放了杭州。采取对上海大包围，以防止蒋军南逃，切断敌军退路，孤立上海残军的战略。解放军大部分力量兵分几路继续南下，向华南地区进军，仅用少量部队围攻上海。

　　解放上海的战役，兵力分东西两路，以钳形攻势强攻吴淞口，切断蒋军水上交通线，以利于全面包围上海守敌，予以彻底击溃。

　　解放军包围上海后，未急于攻进市区。因考虑到上海市区是工商业中心，人口密集，若强攻进城，势必使人民生命财产受损失，工商业受到破坏。为了保全上海市区的完整、人民的安全，决定包围上海，在郊外战斗中消灭蒋军。

　　上海被包围十多天国共在争夺吴淞口的战斗中极为激烈。十多天在外围战斗中，消灭了绝大部分敌军。在西南两线的蒋军，已无正规部队了。5月24日夜间，解放军从西面虹桥路一线攻进市区，将市区武装、保安队、武装特务队伍全部解决。然而一夜之间浦东蒋军的残余部队渡过黄浦江，占领了苏州河以北地区，在苏州河北岸沿线设立了防线。

　　解放军战斗了一夜，到拂晓打到苏州河南岸，准备冲过河去。而蒋军已占领河北仓库高楼大厦和各个桥口，布置了密集的火网，阻止我军过河。当时陈毅司令员命令：一定要保护市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不受损失，进入市区的部队一律不准用重武器，所有炮兵全部留在后方。因此，苏州河南北两岸国共双方形成对峙局面。

　　5月25日上午，上海地下党策反工作委员会成员田云樵，在小沙渡路（现在的西康路）劳工医院内，与解放军八十一师政委罗维道同志联系上了，共同商量如何解决苏州河北岸的残军问题。在沪西苏州河北岸沿线据守的蒋军是五十一军。

　　田云樵提出：派人过河策反五十一军，阵前放下武器。罗维道同意这个意见，前线指挥部聂凤智亦赞同，并要求即速进行。田云樵立即找来原国民防部少将部员王中民，派他过河策反五十一军。

　　主中民过去，见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、五十一军代军长刘昌义（刘与王过去都是东北军，既是同乡又是老朋友）。通过王的说服动员，刘昌义接受了阵前放下武器的办法，罗维道、田云樵陪同刘昌义到解放军前线指挥部，由聂凤智出面谈判，一直谈到深夜结束，并报陈毅司令员。陈毅即下令接受刘昌义起义，指定由刘将残留部队，于26日中午集合待命。解放军顺利地过了苏州河，从此，结束了上海战役，上海全面解放了。

　　解放军进入上海城，秩序井然。八条安民布告、解放军的三律（一切行动听指挥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一切缴获要归公）八项注意（说话和气、买卖公平、借东西要还、损坏东西要赔、不打人骂人、不损坏庄稼、不调戏妇女、不俘虏），以及他们不占民房，睡在老百姓的屋檐下，老百姓的一口水都不喝，深得人心。5月27日，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，宣布了上海的新生！

　　上海解放过程中，全市水、电、煤气、电话、公共交通、公用事业等因得解放军的极力保护，以及上海地下党的配合（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就秘密组织了地下保安队和宣传队，主要是工人、学生和职员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）故从未中断。不久，重要商业区先后开门营业，秩序良好。这在上海历史上、甚至在世界大城市的政权变动的历史上，亦属罕见的。多年后，我和田云樵同志一起回忆这段历史，仍感到激动不已。

　　上海解放后，我回想起1946年初，正是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召开时候，国共两党正在和谈，美国马歇尔来华，借口调停实际支持。蒋介石撕毁重庆“双十和平协定”，发动了内战，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，而拥护党建设新中国。

　　内战又开始，蒋介石宣布六个月内消灭党和八路军、新四军，按当时的兵力对比，部队四百多万，党军队不到一百万。武器装备及经济方面亚星游戏网址，都有美国提供援助。解放军是靠战场上缴获的武器武装自己，而根据地及兵力都是分散的，经济上也非常困难，全靠人民群众支援，所以叫“小米加”。

　　在蒋强我弱的形势下，在三年半的解放战争中，党采取了依靠马列主义理论、英勇奋战的解放军和统一战线三宝，以及“三律”，“八项注意”的铁的纪律；加上广大群众在上、经济上不断斗争：工人，学生，此伏彼起。职员和进步人士向蒋介石强烈地提出了反饥饿、反内战、拥护和平建设的口号。

　　在军事上，党又采取了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，以游击战结合运动战，以消灭蒋军有生力量为目的，艰苦战斗着。尽管蒋介石不断地抓壮丁、补充他们的部队，敌我形势还是有了根本的变化。从1948年，解放军举行了大，接连取得了辽沈、平津、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。

　　我久盼着的国家要独立，民族要解放，人民要自由，人民再不被剥削、的时代终于实现了。现在将要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，多么令人兴奋！

　　解放后，邓大姐。刘晓、潘汉年同志等在锦江三楼东厅会聚、畅叙痛饮，这是毕生难忘的一次最愉快的时刻。

　　上海解放不久，抗美援朝之前，秦德君、张凤君、李知良合办了生产教育社，地点在上海环龙路（原名）。初步有缝衣机几十部，我亦投入了几部。秦德君因事北上北京。该社由我及李知良、张凤君负责。我原想扩展为全为妇女的大厂，后因政策关系合并给上海市妇女联合会统办了。

　　1950年10月下旬，抗美援朝开始，爱国人民发起了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。锦江在法国公园（现名复兴公园）设立了临时分店，盈利所得响应了捐献的号召。

　　1950年初春，因锦江职工不知道我的面貌，盲目地大闹劳资纠纷。有天，职工来办公室，突然叫我到二楼大厅。我进厅，只见靠近厅西有一张长桌，职工们正对长桌一排排坐着，我则坐在长桌中间面对他们。围墙贴满标语和八条布告，气氛严肃。我不知什么事，坐下未语。

　　顷刻间，有些青年职工嚷起来了，指着我说：“你靠我们赚钱发财，现在要和你算账了。老实告诉你，今后的‘锦江’要由我们来经营管理，你得听从我们的。”

　　“那是不行的，你们还不会经营管理，几个月后‘锦江’关闭，你们失业，有什么好处？”他们面红耳赤地和我争论了一阵。

　　另有几位青年职工站起来：“明天请工会出面，我们派代表，你可请酒菜业公会主持，同去市劳动局解决。”

　　当时上海酒菜业约有一万多家，对劳资纠纷这问题，认为“锦江”的董竹君若谈不好，我们就休想了。众目注视着“锦江”劳资纠纷的发展情况。

　　我左思右想，若“锦江”的劳资纠纷不能妥善解决，不但影响酒菜行业，还涉及到各行各业，正中谣言——党是要的。

　　我决定本着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和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及职工利益，每星期至少二三次，抱病去市劳动局力争我的主张。酒菜业公会的代表们已被吓倒，出席而不说话，我只好靠自己独自谈判。

　　情况反而变本加厉，更紧张了。我琢磨、怀疑、不懂。我沉思后再次决定：为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和统一战线政策以及职工利益，本此两项原则愿单枪匹马坚决争持到底！

　　在争论的过程中，合约被对方否而决、决而否者好多次，时经六个月；有一天，我捂着肚子（腹泻）去劳动局，严科长说：“工人们还是不签字。”

　　这天，我再也不能忍耐，拍拍桌上合约说：“这么点事六个月不能解决，只有大家买票上北京，让中央去解决了。”

　　次日清晨，酒菜业公会刘主任在电话里说：“啊呀！董先生，你昨日怎么在国家机关劳动局里吵吵闹闹，把桌、椅、茶杯都推翻了呢？”

　　我大吃一惊，这明明是对方用计来压我屈服。我明白后立刻回答：“好的，我做检讨。如口说不行，用书面检讨好吗？”

　　三个月后，上海工会负责人在“锦江”茶室见面时，以亲切的态度对我说：“董先生，我们学习后，现在才知道当时你的立场、观点是正确的，我们错了。尤其在你病中更不应该。”

　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我的提案约二百几十份，五届政协第三次大会上，我写了有关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问题的提案三十九件。

　　当时得到会议组织的表扬说：不但数量多、质量亦高（小组组长程思远同志在小组会上讲的）。当时《北京日报》有载，并在1991年11月曾获得全国政协委员会“优秀提案证书”奖。

　　我觉得话中有意，且是组织上的指示，就答应了。他走后，我仔细想必须把上海的服务行业大大的整顿好，配合新中国的建设，拼命也要干好它。多病的我也许会一命呜呼，届时没有任何值得给孩子们留念的东西。突然想到拍张照片作为遗物纪念吧！遂在当天下午就去苏联犹太人开的圣色蒂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。

　　次日，上海妇联主任赵先和王辛南同志来家告知：“北京来电话要你立刻动身去京，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大会。”

　　变革中，董老多年的学习实践活动中积累经验，才有明确工作方法和方向，民族资本家，统一战线，职工利益三方统一合作，从历史上来看是开创性的，比资本家荣毅仁要早几年。在锦江问题处理上，也是大公无私，经受考验[比心]